第一章
那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一些谣言,说是有一个犯罪团伙,专门偷抢绑架憨子和少年,摘除他们的器官,卖到香港去。甚至还有人说这个犯罪团伙明码标价,搞到一个憨子,出价五万元;搞到一个少年,出价八万元。而他们把一颗心脏偷运到香港去,就能够卖十万元,一个肾可以卖五万元,一个胃也是五万元,算下来一整套的人体器官,就能够卖到几十万元。这些谣言让社会上人心惶惶,夜晚少年们不敢出门,而憨子的父母也不敢把憨子单独放在家里。
社会上的这些谣言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向上级保证一定尽快破案,上级要求限期破案,我们的心理负担很重。办过案件的人都知道,要求限期破案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案件的侦破有很多偶然因素,不是人力所能够决定的,不是说我们好好努力,夜晚不睡觉,就能够破案,如果没有契机出现,你再努力也无法破案。可是中国自古到今一遇到大案命案,上级都要求限期破案。比如说《水浒传》,景阳冈上有大虫伤人,官府就要求限期捉到大虫,捉不到大虫,就打得猎户们皮开肉绽;如果不是武松打死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猎户们不知道还要被打多少次。
猎户出身的两兄弟解珍解宝也是这样,被官府逼迫,夜晚去荒山上给老虎下套,没想到打到老虎了,却被一个姓毛的富商给私吞了。
那些天里,我夜晚总是失眠,不知道这些案件怎么侦破。按照作案特点来分析,这些案件能够并案,也就是说,这些失踪案件,肯定都是一个犯罪团伙所为。
可是,这个犯罪团伙在哪里?我们一点线索也没有。
我这样焦虑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山西警方来的电话,要求协查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憨子。
山西警方说,一天凌晨两点,他们例行巡逻时,看到有一个人沿着公路行走,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他们下车拦住这个人,看到这个人神情恍惚,目光散乱,脸上全是汗水和泥土,衣服也很脏。他们问这个人的名字,他说不清楚;问他家在哪里,他还说不清楚;问他要去哪里,他照样说不清楚。这个人说话含糊不清,但是能够听出来是陕西口音。
憨子说话是陕西口音,那么说明这个憨子是陕西人,可是,陕西的憨子怎么能够跑到山西去?陕西和山西中间隔着一座中条山,还隔着一条黄河,依靠憨子一个人绝对是不能够去往山西的,他连怎么买票,怎么乘车乘船都不知道。那么,陕西的憨子在山西出现,说明他是被人带往山西的。
谁把他带到了山西?是他的父母吗?应该不是的。因为父母一般是不会带着憨子出远门的,一是害怕跑丢了,二是嫌丢人。那么,会是谁带着陕西的憨子去往山西呢?
带他去往山西的人,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团伙。
接到山西警方的电话后,我兴奋不已,立即和谭警官买了火车票去往山西那座城市,找到了那家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派出所。
我和谭警官,还有憨子,面对面坐在派出所的一个房间里,我们仔细地询问憨子,可是憨子连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清楚。我们从他口中问不到一句有用的信息。我们又拿着当初那些报案人提供的失踪憨子的照片比对,发现这个憨子也不在失踪者之列。
一些生了憨子的父母,不愿意给憨子照相,觉得憨子丢人。这次,还有三个失踪的憨子没有照片,眼前的这个憨子是不是就在那三个人之列?
可是没有照片比对,怎么办?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那三个憨子的父母姓名逐一说出,观察憨子脸上的神情变化。可是,无论我说出谁的名字,憨子都在龇牙咧嘴地笑。后来,我说出了“赵本山”,他还在笑。
没办法,这招不管用。
憨子的身份不能确定,这个案件就无法找到突破口。
我仔细观察坐在对面的这个憨子,看到他衣衫褴褛,头发脏乱,散发着一股酸臭味。他的指缝间又黑又脏,藏满了黑色的煤末;他的头发里也藏着煤末。我让谭警官脱下憨子的衣服,看到憨子肩膀上有一处新鲜的伤痕,伤痕里居然也是煤末。
山西的这座城市,多年来都被联合国评为环境最差城市,空气中也飘**着黑色的粉末,坑坑洼洼的马路边,全是一层一层的煤末,去饭店吃饭,饭碗端上来,你还没有顾得上吃,饭碗里已经落了一层煤末。这座城市的经济依靠煤炭支撑,而多年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破坏相当大。
憨子的手上有煤末,头发里有煤末,这不奇怪,居住在这里的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即使刚刚洗过的脸,时间不长,脸上就落了一层煤末。
奇怪的是,他肩膀上的新鲜伤疤,伤疤里居然有煤末。肩膀外穿着衣服,衣服阻挡了他的身体,可是他身体上的伤疤里怎么会有煤末?又是谁打伤了他?
从憨子的身体特征中,可以断定,他是在煤矿里做工。
当时,我的第一判断是,这个憨子被人控制,在小煤窑里打黑工。黑心矿主喜欢雇用憨子,因为憨子干活下死力,还不需要支付工资。用书面语言来说,憨子就是小煤窑的包身工。
不久后,山西洪洞县发现了大量的现代包身工,这些包身工以憨子居多,在黑砖窑里干活,忍受着极度的摧残。黑砖窑的老板和打手,动辄对他们毒打,还放狼狗咬他们。至于他们的居住环境和饮食,那更没法提了。他们的生活不如猪狗,而每天还要进行超负荷的劳作。黑砖窑出现的包身工,证明我那时候的判断,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黑砖窑已经够残忍了,而这些憨子的遭遇,比黑砖窑还要悲惨。悲惨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超出了任何一个正常人的想象。
如果能够找到憨子打工的那家小煤窑,憨子的身份可能就会知晓。可是,山西这座城市的各种小煤窑、黑煤窑有多少?绝对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可能连煤炭管理部门都无法统计。所以,要通过小煤窑找到憨子的身份,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个说不出一句完整话的憨子,又是当时案件的唯一突破口。
我们把憨子送到了附近的康复医院里,期盼着奇迹会发生,憨子的大脑如果能够进行正常思维,说出自己遭遇的一切,那案件就迎刃而解了。
半个月后,从康复医院传来的消息是,憨子无法正常回答问题,他总是所答非所问。有些智障人士可以通过康复治疗恢复一些记忆,这主要是指后天的智障人士;而对于先天的智障人士,则就无能为力了。
没办法,我们只好把憨子送到救助站。一旦憨子能够说出他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能够把他送回家。如果憨子一直说不出他准确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一直养着他。这是全国各地救助站的职责。
又过了半个月,救助站传来消息说,憨子总在说一个名字,这个名字似乎是孙海庄,因为憨子的发音很不准。问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说孙海庄;问他母亲叫什么名字,他还说孙海庄;问他家住在哪里,他依然说孙海庄。孙海庄到底是一个人名,还是地名,不得而知。
我和谭警官反复分析憨子的口音,他的口音应该是秦岭山中安康地区一带的,他说的每句话最后一个音都会上翘,安康一带的人说话都是这种口音。憨子应该是安康一带的人。而更让我们振奋的是,这一年来神秘失踪的智障人士和少年,也都是安康人。
我们找到安康地方志办公室,请求他们帮忙查找是否有一个名叫孙海庄的村庄,还真的找到了,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我们又询问村庄是否有一个二十多岁的憨子,村长说,村子里有近百口人,但是没有一个是憨子。
我们又让安康地区的户籍警帮忙查找是否有孙海庄这样一个人,结果查找到了八个,其中七个人都健在,他们的家庭中没有一个人是憨子,而那个去世的人,死的时候都已经五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