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小说

第一编 帝王气象（第1页）

孔子讲“君子不器”，即君子不是起具体作用的人，而是善于管理人才的人。这也许是古人对于领导者最经典的理解和定义。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备了所谓的帝王气象！

【引言】

什么是帝王气象？一两句话恐怕说不清楚，但认真归纳起来，也不外乎这样几条：一是要有远大的志向和坚韧的毅力，不要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迷惑；二是要有卓越的见识，即超出别人的政治远见；三是要有识人之明和用人之术；四是要有容人之量和纳贤之德。

如果我们把这四个方面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问题的话，前三个方面属于人的思想、能力与水平的问题，而后一个方面却是属于人的胸怀、修养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三个方面是硬的问题，达不到就是达不到，第四个方面则是软的问题，人人皆可做到，但真正做到的人却又少之又少。其实，纵观历史，能够做到前三个方面的并不少，但能够做到最后一个方面的人却不多，如果能够在前三个方面的基础上做到第四个方面，恐怕也就具备了帝王气象了。

第四个方面之所以难于做到，其根本原因在于难以战胜人性的弱点，难以战胜自己。如果一个人克服了人性的弱点，战胜了自己，祛除了私欲和贪欲，克服了个人的好恶和偏见，那还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事典】

在容纳人才方面，唐太宗李世民更有容纳百川的胸怀，他不仅不为渊驱鱼，而且还主动任用当初那些坚决反对过他的人，对于自己的亲戚本家，他也无所偏袒。也许，在他的众多优点之中，这一点是使他成为明君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太宗历来被认为是“真命天子”，何也？大概是因为他有高远的志向，有任人唯贤而又海纳百川的胸怀，更有明察是非的见识、多谋善断的性格和知错善改的气度。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唐朝初年，经过战乱，各派的人士尚不知道李世民对待自己的态度，大多数人都处在徘徊观望之中，有的甚至怀有异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过去的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隋朝末年，王世充之子王太镇守河阳，聘请邓世隆为宾客，邓世隆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又非常讲究恩义，所以十分受器重。唐太宗率军攻打洛阳时，派人送书信给王太，劝王太及早弃暗投明。王太命邓世隆代写复信，拒绝投降。邓世隆不仅写了复信，还在信中盛赞王世充圣明而有天子的威仪，对高祖、太宗多有贬斥乃至辱骂之辞。太宗平定洛阳以后，邓世隆深知自己为王太写给太宗的复信大有言过其实之处，闯下了杀身灭门之祸，于是改变姓名，自称隐玄先生，逃到白鹿山隐居。

贞观初年，太宗知其文名，知道他是个很贤能的人，就派出专使去征召他，拜他为国子主簿，与崔仁师、慕容善行等人一起任修史学士。邓世隆虽应召任职，但过去触犯太宗的旧罪，使他终日提心吊胆，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不知何时大祸临头。唐太宗听说了他的情况，就专门派宰相房玄龄前来安抚他。房玄龄向邓世隆传达太宗的话道：“你替王太给天子写复信，出言不逊，确实应该从重处罚，但那时只是各为其主，跖犬尚且吠尧，这是人之常情，哪里是你的过错呢？皇帝岂能对你有什么恶意。天子正在用人之际，怎能追责平民百姓过去犯下的罪过呢？你应该安心供职，用不着心怀恐惧，皇帝不会把你的旧罪放在心上。皇帝还让我转达你，他没有关心到您，使您终日忧虑，他感到十分不安，这是他的过错。”

邓世隆听了房玄龄传达的太宗的话，万分感激，急忙叩头谢恩。邓世隆的同僚、亲友、家属听说了太宗的话，也都深为太宗的宽宏大度所感动，尤其是那些当初反对过他的人，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更加安心地为唐朝服务。于是，多年征战造成的混乱局面所遗留下来的矛盾很快就解决了，人心很快就收拢了起来。

【评议】

对于人才的重要性，诸葛亮在出师伐魏时给后主刘禅写的《出师表》说得极其恳切透彻，他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及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如果真正做到“亲贤臣，远小人”，那也就真正具备了所谓的帝王气象！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得谋臣者得天下

【引言】

现代领导体制基本上是实行领导一人负责制。应该说，这个体制并没有错，问题是在这种领导体制中仿佛领导都是超人，一定比被领导者各方面的水平都高，这就不对了。尤其是到达了一定的职位之后，被捧到了某个位置上，领导者如果没有极其清醒的头脑和超常的毅力，是很难把握住自己的，其结果自然是被捧杀。无论何时，以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其实，发挥属下的集体智慧古今都有，这种智慧集体在古代称为谋士，在现代称为智囊团。现代社会的许多成与败的实例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集体智慧的作用。洪迈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很好的论述。

【事典】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这样说：自从夏启破坏了“禅让制”，自立为王以后，帝王宝座就成了天下人争夺的目标。然而，商、周、秦、汉、隋、唐到宋朝，没有哪个雄才大略的帝王创业不是靠一大批贤明睿智的佐命大臣帮助才成功的。商时的伊尹、周武王灭商纣时的周公，竭诚辅佐，名留《诗》、《书》，迹遗后世。汉朝的萧何、唐代的房玄龄、宋时的赵普等，也都是声名显赫的佐命元臣。

刘邦起兵于秦末乱世，开始不过据有沛县一隅之地。自从得到了萧何的辅佐，才如虎添翼，进军潼关。刘邦攻克咸阳时，大多数将领沉浸于胜利之中，只顾享乐，忘乎所以。他手下的众将都争先恐后跑进仓库分抢财宝。只有萧何一人将秦国丞相御史大夫所保管的法律、政令和典籍等全部收缴，并妥善保管。后来刘邦之所以能够对地形地物、人口多少、何处强、何处弱、老百姓反对的是什么等有细致的了解，就是靠萧何将秦国的图书典籍全部弄到手的缘故。

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中，刘邦的军事力量不及项羽，被项羽分封为汉王。刘邦的部将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准备与项羽硬拼，只有萧何劝阻刘邦说：“现在敌众我寡，如果交战，每战必败，不如暂回汉中，安抚民众，招揽人才，先治巴蜀，以为立足之地，然后再平定关中，以图成就统一霸业。”刘邦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接受了这个关系到刘姓帝王大业的建议，遂拜萧何为丞相。在萧何的鼎力推荐下，刘邦拜足智多谋、勇敢善战的韩信为大将，派一支奇兵向关中、燕、赵等地进军，垓下一战中，韩信与刘邦合兵一处，彻底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萧何根据汉初局面，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萧何临终前又荐引曹参为丞相，以继承自己没有完成的事业。汉代能够维持三百年长久基业，功劳应该首推萧何。

唐太宗李世民早年随父亲高祖李渊创业时，就非常器重谋臣的作用，尤其对他的重要谋臣房玄龄更是言听计从。房玄龄也深蒙知遇之恩，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为李世民笼络了许多有用的人才，把将领团结在李世民周围。后来，李世民登基为皇帝，房玄龄被命为宰相，他为唐朝的繁荣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首先奠定了唐初在州下设县的行政格局，在经济上积极推行租庸调制度，军事上实行内重外轻的府兵制，加大了中央集权制的力度，在用人上把进谏的责任交给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等人，而把军权交给了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将领李靖等人。可以说，正是以房玄龄为首的一大批佐命元臣开创了唐代三百年的基业。唐玄宗以后，节度使制度代替了府兵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中央设立了神策军，从而形成外重内轻的政治格局和军事格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改变了以前的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名臣辅佐，也不能挽救唐朝没落的命运。

宋太祖赵匡胤创业之时，赵普为之出谋划策，对大宋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首先帮助宋太祖制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全国战略，这在当时是十分英明的策略。在实现统一的同时，又汲取了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致发生叛乱的教训，为宋太祖设计了“杯酒释兵权”的巧妙做法，削夺了大将的兵权，由中央直接控制地方财政，把精兵猛将都集中在中央禁军，在各州设通判，分散知州的权利，又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分管各郡的财政、司法。还严明法律，严惩贪官，重视生产，合理用人，力图与民休息，发展经济。这些政策措施，到现在还大部分被沿袭下来，起到了利国利民的重大作用。

即使在今天看来，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对唐朝、宋朝的稳定和繁荣的评论也是十分有道理的。

【评议】

什么是领导者？要想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但我们可以从某些特定的角度来界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质。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领导者本身并不一定要有特别超群的具体能力，关键是要具有统率群雄、发挥集体力量的人格和能力，也就是说，领导者就是那些善于团结众人、调动众人，使众人的力量集中到自己所希望的方向的人。孔子讲“君子不器”，如果从上述的角度来理解，君子不是像器皿一样起具体作用的人，而是不善于做具体的事情但善于管理人的人。这也许是古人对于领导者最经典的理解和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