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逍继续引导话题:“最后,如何解决?”
“我以为,解决办法有二!”
黄宗羲第一个站出来,朗声说道。
“其一,革新科举内容。”
此时的黄宗羲年仅二十,正是处于无所顾忌的年纪,说出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人神色大变。
薛国观等人暗自颔首,此子见识非凡,将来必定非池中之物。
接着黄宗羲列举了唐宋的例子。
隋文帝首开科举之时,科举考试只有一科,就是“策问”。
“策”,就是对当世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时务问题阐述观点,作出评析或提出改革方略。
可见科举最初之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经纶济世之才。
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没有八股限制,考生可挥洒空间很大。
试题内容更是无所不包。
不仅考儒家典籍,还要考道家的经典,还要考诗词歌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军事、法律、盐政、漕运等治国方略。
苏东坡正是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阐述实务问题,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顺利考中进士。
正因为这个原因,唐宋时期的文
学家很多出自朝堂。
张九龄、高适、岑参、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等,这些名人都可谓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栋梁之才。
而反观大明,进士们却难有什么出众的才华。
云逍暗自点头,不愧是历史上的大牛,一下子就点中要害。
指挥棒,决定了一切。
要改革,首先就要改变指挥棒。
其实还有一点黄宗羲没有说到。
在世界的西方,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拉开帷幕,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
而大明的科举制,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把书生的个性全部裁掉,剩下的只是框框里的“之乎者也”。
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是对读书人自身的损害,而其最深远的影响是为大汉一族的落后埋下了种子。
因此,科举的内容,必须改,并且还是大改。
黄宗羲接着说道:“其二,改变选官制度。”
这一点,黄宗羲倒是没有提出特别新颖的建议。